时代青年需破“稳”立“志”

buxibuxiang

当国考年龄限制放宽的消息如投石入水，激起的不仅是38岁考生李先生的希望，更是全社会对“体制内”这一人生选项的再度审视。一边是报考人数屡创新高，“16702:1”的极端报录比折射出千军万马争渡独木桥的焦灼；另一边，却也有如孙薇、杨婷般的青年，选择主动“下岸”，从“铁饭碗”跃入市场的深水。这一“上”一“下”之间，勾勒出当代青年在时代浪潮前的复杂心态图景：对确定性的极致渴望与对个体价值的隐秘追寻激烈碰撞。当“上岸”成为一种席卷性的社会心理，我们尤需冷静思考：这是否是青年面对未来的唯一最优解？人生的广阔舞台，难道仅止于一座被围观的“安全岛”？

必须承认，年轻人涌向“体制内”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逻辑与个体的理性计算，不能简单以“贪图安逸”论之。在经济增速换挡、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市场的不确定性被放大，昔日光鲜的互联网大厂光环渐褪。与之相对，体制内岗位所代表的“稳定”——稳定的收入预期、完备的福利保障、明确的社会地位——其稀缺性和吸引力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如同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年轻一代及其家庭在权衡高昂的教育成本与不确定的就业回报时，倾向于选择一条“性价比”更高、风险更低的路径。从上海回归济宁的设计师周女士，其决绝转身的背后，是行业寒冬下对生活重压的切身感知；而家人对备考子女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一个家庭对未来最审慎的“风险投资”。这种选择，是特定情境下的生存智慧，是面对汹涌波涛时寻找“压舱石”的本能。

然而，将公务员职业神圣化为毫无瑕疵的“金饭碗”或人生的终极归宿，则是一种危险的迷思。首先，体制内的工作远非想象中单一图景。它既包括在自贸区大胆探索、推动游戏产业创新的开拓者，也包含在乡村振兴一线如“匠心绣花匠”般深耕的基层书记；既有在实验室与产业间架桥的“店小二”，也有在窗口单位直面群众繁杂诉求的日常。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明确指出，公务员职业伴随“四大压力”：晋升“金字塔”结构带来的职业生命相对短暂、严格科层制下的“不自由”、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劳神”以及手握公权力时面临的“诱惑”与风险。许多基层公务员更面临工作琐碎重复、薪酬与期望存在落差、公众期待过高所带来的职业倦怠。那些“下岸”者的故事揭示出另一面：日夜颠倒的作息、与世隔绝的环境、价值感的迷茫，都可能消耗最初的热情。公务员，本质上是一份承担着特殊公共服务使命的职业，而非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屏蔽所有人生风浪的“真空舱”。

更深层的追问在于，当“求稳”成为一代人择业的主旋律时，我们是否在不经意间压缩了生命的丰富性与创造性？马克思曾言，职业选择应指向“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意味着，工作不仅是谋生之“术”，更应是通往价值实现与精神满足之“道”。青年择业，若全然为“铁饭碗”的磁力所吸附，锚定在精密的功利计算中，便可能错过聆听内心“微弱却执拗的召唤”。历史与当下从不乏另一种榜样：有人放弃既定坦途，投身冷门科研，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有人深耕基层，如盐城泾口村的周向东，以“四敢”精神带领村民将内陆村打造成产业兴隆的全国文明村，在创造集体幸福中实现个人价值。他们的幸福感，来源于创造、担当与超越个人得失的奉献。纪伯伦将工作喻为“用爱心”成就的“完美之爱”，这份“爱”，根植于对事业本身的热忱。若仅以“稳定”为终极目标，或许获得了生活的底板，却可能错失了点燃生命热情的火种。

因此，面对“上岸”潮，社会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一场全面的价值疏导和制度保障。于社会观念层面，应破除“官本位”思想残余，将公务员还原为万千职业中平等而神圣的一种，同时大力弘扬在各行各业精益求精、创新奉献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于青年自身，则需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探索——“认识你自己”，明晰自己的志趣、优势与内心真正的渴望，在“理性计算”与“心之所善”间寻求平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前置并贯穿始终，帮助青年建立动态的、发展的职业观。更重要的是，于国家政策层面，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青年创造更广阔、更公平、更有前景的就业空间。正如四川等地激励干部在经济一线“拼闯干”、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所显示的，只有让市场与社会领域充满机遇与活力，让不同赛道的劳动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回报，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千军万马单向度竞争的困境。

人生海海，各有其渡。真正的“上岸”，或许并非挤上一座人满为患的孤岛，而是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乘风破浪的航向。它可以是体制内的默默坚守与担当，也可以是市场大潮中的劈波斩浪，更可以是扎根一方泥土的深耕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容得下“求稳”的现实考量，更应照亮并铺就那些敢于“求新”“求难”“求远”的梦想之路。当每一朵浪花都能找到契合自己的奔流方向，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更具活力、也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海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