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好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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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生产者、精神财富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20世纪60年代，枫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新方式，坚持少捕人、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就地改造“四类分子”；20世纪80年代，各地为打击刑事犯罪，施行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时代，广泛建立的基层治理组织、矛盾调处中心，都是由群众作为重要主体和矛盾化解的承担者。“枫桥经验”充分体现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的工作原则。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基层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可以说，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场域定位在社会基层，并把解决基层矛盾和冲突作为重要工作机制。

“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矛盾从产生到解体过程分为非对抗、平衡、对抗、激化等四个阶段。“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是根据矛盾演化逻辑，主动分析风险点，提前介入矛盾过程，防止矛盾无序演化，把矛盾化解在非对抗或平衡阶段。20世纪90年代，枫桥干部群众创立“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21世纪初又发展为“四先四早”，即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皆为根据矛盾阶段确立工作目标的创举。

矛盾环境经历变迁。一是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枫桥经验”。与60年前相比，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经济纠纷、生态环保纠纷、互联网纠纷等新矛盾不断涌现，如何在不断创新中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各地各部门面临的新课题。二是人际交流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交流或者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线上线下的结合带来了治理的变革。当前，全国网上信访量已占信访总量的七成以上。同时，网络容易产生“信息茧房”效应，形成新的矛盾场域，导致偏见固化、信息失真、矛盾叠加、冲突加剧等问题的出现。三是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有298件、行政法规600余部，地方性法规规章数量庞大，各类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也十分完备。与60年前相比，基层治理更加“有法可依”，但也对具体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在更细密的制度框架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