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区网格员专心于社会治理 基层的权力有限,但在“属地管理”的名义之下,依靠动辄“一票否决”的威慑,却往往被迫背负无限的责任。而无论对人还是对一个单位,责任一旦到了无限大的程度,由于其注定承载不了这种责任,那么在履责过程中总会流于敷衍应付。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一方面,基层干部应付起来十分辛苦,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势必给正常的基层治理蒙上阴影。例如一个社区网格员自身有每天巡视,发现治安隐患,及时与公安、卫生、司法等部门互通吸毒人员、精神病人、刑释解教人员等重点人员情况重要职责,工作需要大量时间走访和宣传,可现在网格员却被一些部门层层加码了计生、社保、食品卫生、消防等20多项工作,可想有多少时间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今年人民日报报道,一个镇的政法委副书记一年开了280多场会,平均一个工作日超过一个会,镇里到县城有两小时的车程,来回路上就得半天,再加上开会半天,一天开一个会,“基本上就没时间干别的工作了”。由于报道所披露的事实在基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用会议贯彻会议靠文件落实文件,将责任转嫁给基层,林林总总的考核评比以材料论英雄,逼得基层只能敷衍甚至造假。毫无疑问,这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在反“四风”的背景下,此类现象尤为刺目,也尤其令人难以忍受。但怎样矫治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认识到反形式主义、反官僚主义的历史,就会对解决问题的难度有清醒的认识。 反形式主义、反官僚主义如何治本,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论述。2014年5月,习近平在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时说:“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形式主义空耗资源、折损公信力。不办实事,老百姓的信任感就会降低。”在这一论述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一目了然,矫治的措施也已经呼之欲出。现在,省级层面第一个给基层干部减负的文件出台,首先着眼于从上规范,显然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给基层减负,优化考核办法,把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这当然是对基层干部的关心关爱,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干部直接和民众打交道,基层治理的好坏又关系到社会根基的稳定。基层工作实际相匹配的权责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基层干部肯定不会是唯一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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