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古老的、历尽风云激荡广场上,横幅林立,呼声震天。北大、北师大、中国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同学们齐聚于此,他们走在人群的最前方,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等激昂口号,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成千上万愿意为这个国家负责的北京市民。他们对于强盗的痛恨、对于卖国政客的不满与不齿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彻底底宣泄。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一众为一己私利出卖国家者,那一天全部成了众矢之的,被淹没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准确的说,是淹没于由进步的青年们所制造的一场海啸里。赵家楼的一把大火,正是青年们对于这群应为国为民担责却又不去担责者的严正抗议。 青年们所聚集的这片广场,曾经李自成的军队来过,前清的铁骑踏过,义和团的团民们也战斗过。但是这次前来的青年们,他们不同于以上的任何一类人,他们既不是跟着某位土皇帝打江山的士卒,也不是一个新王朝的兵将,同样也不是一群怀着朴素热情的农民。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他们,是中国的新青年,是开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轻一代人。他们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领下,孜孜不倦地追求者自由、独立与尊严,并为这个国家与民族争取这些东西。这一次,他们的努力显然取得了成效----他们的振臂一呼,让那些老爷们怕了,让“纲常伦理”的卫道士们愣了,也让自称“上等人”的列强们惊了。是的,1919年5月4日,中国的青年们向整个世界宣告,他们再也不是老爷、夫子与学究们一厢情愿中在“纲常伦理”下严守“三从四德”的孝子贤孙了,此时的他们不会因某个“圣贤”的名望跪下,同样不会因某位老爷的权势或者某国洋大人的威压就弯下膝盖,软下脊梁----他们正式站了起来,用年轻的臂膀挑起不自强者撂下的重担,迈开稳健的步伐继续向前。由此,中国的青年们也完成了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升华。 只有不再跪下,才有可能学着站起来,而后前行,而后腾飞。那一天,当青年人挺起胸脯,把“不准跪”作为自己的信条时,五四的一大意义,也就随之体现了吧。 时至1919年6月,巴黎和会结束,中方代表团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五四运动提供的精神、舆论和民意支持。 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两国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根据条约,日本撤出山东,将德国在山东的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本次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局部胜利,不能说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 如果说,五四运动只是一次救国,一次示威,一次反抗,那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怕是也要打些折扣。但是,恰恰,五四运动并非仅局限于一事一时,它更是一个开始----彻底觉醒的开始,努力实干的开始,坚决斗争的开始。 事实上,纵观五四运动后的格局,恰是关于青年们将那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夫子、强盗们赶下朝堂,赶下神坛,赶出宗庙,逐出国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历史。尽管他们为此用了很多年,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些工作依然在做,依然要做,依然没做。所以,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十分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