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

久远

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不仅仅是手段的变化，战略思维的转变是更深层的变化，即从原来接触同化的战略原则到竞争抗衡的战略态势。一方面，这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综合国力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和社会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既然是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就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不会因为更换总统或是其他具体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1972 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双方的战略思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美关系因之得到明显改善，其后大体持续40多年时间，直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虽然战略思维变化有一个过程，但往往会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全国人大期间答记者问时说，“过去几年中美的确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给两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无疑是对于中美战略关系变化的时间作出了一个清楚、准确的判断。因为这是一种基于战略思维变化而产生的战略行为变化，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会表现为一种相对持久的战略博弈。

因此，要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需要清楚认识到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的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和美国有着维护世界秩序稳定这个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或称之为基线共同利益。中美之间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但是，维护世 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双方共同利益的支柱。无论是从两个国家的官方声明还是从两国之间的各种对话来看，这一共同利益始终是存在的。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当年冷战时期的两分世界，而是一个由全球社会凝结而成、基于全球性问题而命运相 关的整体世界。对这一世界秩序最严重的破坏就是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像米尔斯海默等人预言的那种重大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中美两败俱伤，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悲剧。对世界秩序最大的贡献是双方合作推进全 球治理，因为在全球治理的任何方面，没有中国或没有美国，都难以取得有效进展。对这一点，双方都有着比较充分的判断。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通电话的时候专门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

中美两国处于无以选择的共存环境之中。中美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毋庸讳言，两个国家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中美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政治体制具有很大差异，社会生活也明显不同。一种定式思维是差异必然导致分歧，分歧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无论是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还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观点，中美似乎都是纠缠在零和博弈之中，直到分出高低胜负为止。但这种继承了黑格尔冲突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是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元世界，从权力分布到理念分布，从文明传统到文化实践，从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性诠释，无一不是多元多样。按照中华文化传统思想，尤其是中庸辩证法的认知方式，差异不仅不会必然导致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生命的基础。中美两国必须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相处之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谁都取代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两个国家无以选择地共存于这个世界，这是第二个基本的事实。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美国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达到顶峰，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实力，美国开始建立战后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以及与之相应的、成本极高的国际制度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中国的迅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有不凡的表现。有观点认为，美国全面主导世界秩序的物质和思想能力都已经严重不足，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秩序已经终结。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美国的霸权秩序已告终结，美国统管世界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向世界提供维护秩序必需的公共物品，管理霸权秩序衰退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从经济能力、军事实力、科技发展、美元地位等方面来看，美国依然占据着世界权力结构的顶端位置。美国霸权的终结不等同于美国世界最强国家地位的终结。

基于这些基本事实，中美关系可能有以下几个主要的走向。一是持久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竞合关系，但其中竞争的一面更为复杂突出。这是一场战略博弈，是一种持久的、常态性的关系，并且，竞争在许多时候会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这种情景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有的时候甚至会表现得十分张扬和激烈。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转变，并且在美国国内达成了较高程度的共识，因此，战略竞争也会持久存在。尼克松访华起始、冷战结束接续、直 到特朗普上台才结束的以接触为主的战略思维持续了40多年的时间；特朗普当政开始的、以竞争 为主的战略思维也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为达到战略竞争的目的，美国会加大联合盟友的力度，包括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问题领域等不同方面，增强对中国的施压力度。触碰中国底线的事件依然会发生，包括领土主权等关涉核心利益的问题，如香港、新疆甚至台湾。在多边场合，美国会挤压中国的制度性权力；在舆论场上，也会打压中国的话语性权力。双方的竞争在一段时间内会更加显像化，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持久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二是合理管控危机。如果说中美持久战略竞争是双边关系的新常态，那么，双边关系中的危机现象便会时常发生。在特朗普当政时期，不仅有贸易战和科技战这类恶化双边关系的行动，更有关闭中国领事馆、派内阁要员访问台湾等直接引发两国关系危机的冒险举动。并且，由于双边竞争的持久性，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很难改变关涉中美关系的原则性立场，危机事件也会继续发酵和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中美双方对于维护稳定的世界秩序有着共同的利益，管控危机、防止危机上升到暴力冲突，应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走向。观察当今的中美关系，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双方都没有真正使用暴力的意愿。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力冲突是可以在非本意情境下发生的，是可以在双边危机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而迸发出来的。因此，在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中，怎样把可能出现的危机控制到最低程度，怎样防止已经出现的危机进一步升级，怎样将正在升级的危机管控在不发生暴力冲突的范围之内，这将是中美双方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

三是全球治理合作。中美持久博弈中合作的主要平台是全球治理。美国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目的是“一厢情愿地改变中国”，但即便对于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言，这也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是一个极难实现的目标。中美同为世界大国，在互动和相处的过程中，双方依然需要寻找可以合作的平台。根据阿克塞罗德的研究，即便是在对手之间，也需要合作、并切实存在合作。美苏在冷战期间互相明确将对方界定为 敌人，但依然达成了战略武器方面的合作协议。中美远非冷战期间的美苏，当今世界也不会退向第二次全面冷战。中美之间作为竞争对手的最大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维护全球秩序稳定需要实施有效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不可能没有中国和美国参与，而全球治理又给这两个 世界性大国搭建了一个最可能合作的平台。尽管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美的竞争依然会存在，在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领域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是中美合作最可能、最明显的领域，也是中美合作在当前形势下最容易实现的领域。如果双方能够相向而行，则可能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