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形式之茧 筑实干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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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烦苛，则民力困；赋敛过重，则民财竭。”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警示穿越千年，直指形式主义之弊。2025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以21条硬核举措为基层松绑赋能。作为现龙村的组织委员，我亲历基层治理的痛点与变革，深感这一规定如春风化雨，既解了基层干部的“燃眉之急”，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头活水”。

一、破“文山会海”，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

“文山高百尺，会海深千寻。”曾几何时，基层干部被困在“材料堆”与“会议场”中难以脱身。某镇曾统计，全年需上报的表格多达127类，涉及23个部门，部分数据重复填报率超60%；某村支部书记一年参会超200次，真正用于走访群众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这些数据印证了《规定》中“严控文件数量”“严控会议规模”的紧迫性。

《规定》明确要求，地方和部门文件一般不超过5000字，专项工作文件不超过4000字；中央部门工作会议不安排市县及以下单位参会。这一“瘦身”之举，让基层干部从“笔杆子”回归“泥腿子”。正如《孟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干部的精力从“纸上”转向“地上”，从“会场”走向“田埂”，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打通。

二、斩“督查乱象”，让考核回归“实绩导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考核如山，形式翻新。”过去，督查检查考核的“变种”让基层苦不堪言：某县为迎接“安全生产示范县”检查，要求村村制作“迎检档案”，每本厚达300页，耗资数万元；某镇为完成“学习笔记评比”，强制干部每日抄写文件3小时，笔记字数与绩效挂钩。这些“痕迹主义”的闹剧，恰如《庄子》所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考核的初衷被异化为形式主义的“表演”。

《规定》直指病灶：不得将“拍照留痕”“制作笔记”作为评判标准；不得工作刚部署就督查；不得随意设置“一票否决”事项。这些条款与《论语》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智慧一脉相承——考核的标尺应丈量实绩，而非材料厚度；评价的砝码应倾向群众口碑，而非台账数量。

三、固“减负长效”，让实干精神“薪火相传”

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减负需“破立并举”。《规定》不仅提出“当下改”的举措，更构建“长久立”的机制：通过“规范借调干部”防止基层“抽血式”用人，通过“清理政务APP”破解“指尖上的负担”，通过“明晰基层权责”杜绝“责任甩锅”。这些制度设计，恰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只有以制度刚性守护基层减负成果，才能避免“一阵风”“走过场”。

更令人振奋的是，《规定》强调“统筹减负与赋能”。当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当考核指挥棒转向实干导向，他们便能如《诗经》所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产业振兴中深耕细作，在乡村治理中创新突破，在服务群众中倾注真情。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汉朝荀悦在《申鉴》中的箴言，恰是整治形式主义的千年回响。从《规定》的出台到基层的实践，我们看到了党中央破除顽疾的决心，更感受到了实干精神的回归。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胸怀，以“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将减负的“红利”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耕耘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