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问责利器

高原

       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党的十八大以来，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实施精准问责，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用好问责利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有效，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规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4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问责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党章和监察法有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这些原则规定和要求是做好问责工作的重要法规依据，一定要认真掌握好运用好，绝不可忽视或偏离。但一些地方过分依赖以问责手段，问责泛化扩大化，以至于为了凑数而问责。

    “凑数式问责”的背后是“指标“这根大棒。问责指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和罚款任务一样，每年必须要完成多少问责数量，如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就会影响本单位的年底考核，主要领导可能还要背上工作不力的“黑锅”。

    “凑数式问责”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损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严肃性。

       用好问责利器，解决“凑数式问责”的问题，要问“问责指标”。

       问“问责指标”是否合理。对问责不设指标，有多少算多少，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才能让执纪部门正常开展执纪，不受指标的影响，真正做到严于监督、严格执纪、严肃问责，履行好工作职责。

       问“问责指标”是否科学。问责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辩证法，避免片面性。厘清到底是谁的责任，分清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把问责的板子真正打在失责的主体、主角上，不能一味地把责任全部推给基层干部。权力不能任性，问责亦不能任性。科学问责，方能激发担当。

       问“问责指标”的依据是什么。问责要有依据有标准，哪一级管什么事、承担什么责任，同时还要明晰厘清党纪国法的边界。在具体问责时，要依据问责依据实事求是，不能放松也不能扩大，结合当地实际“精准问责”。(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