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心得之二 ——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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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学时都学过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知识：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的领导地位，改变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但遵义会议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在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陆续召开了多次会议，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步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一步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红军血战湘江以后，面临生死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问题。这几个问题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中，逐步得到了解决。

1、通道会议：毛泽东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

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2、黎平会议：酝酿人事变动。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3、猴场会议：限制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1日，红军在达贵州瓮安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4、遵义会议：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5、扎西会议：三次谈话定分工。1935年2月5日到9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

6、苟坝会议：成立“中央新三人团”。1935年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重新明确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